现在，许多大工程和建筑项目都爱搞国际招标。不少领导者和评委在选择方案时，不顾国家的现有实力和经济水平，不考虑建筑的当地特色、有效的使用功能、合理的造价、建成后的运行成本等，出于虚荣和面子光鲜，甚至为了私下的幕后交易，把许多大工程都包给了外国人。北京、上海和其他地方最重大的建筑设计项目，几乎都被外国人囊括一空。

　　招标中的中外不公平还表现在，外国设计师的设计费用常常是中国设计师的几倍甚至十几倍。而对国内的设计单位，不仅费用压得很低，而且还常常不兑付。国外设计师报出的设计费都是天价。安德鲁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，竟然得了总造价的11％，完全冲破了“大型建筑的设计费不能超过总造价3％至4％”的行规。安德鲁只是提供了一个设计概念，所有的结构设计、施工图设计都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完成的。一个意念、草图就轻易赚得几亿元。更要害的是这些中标的洋建筑的建造费用往往昂贵得惊人。国家大剧院造价30亿元，投入使用后每年7000万元的开支令人头疼。

　　奥运会体育场“鸟巢”最初设计总投资也是30多亿元人民币，奥运会国家游泳中心“水立方”造价也十分高昂，一个电视台的大楼投资甚至高达80亿至100亿元人民币。而北京的示范效应又立即被各地仿效，追求什么“一滴水”、“一块冰”等虚无缥缈的所谓主题效果。广东省的博物馆搞成“百宝箱”、广州体育馆搞成“三片叶子”。这些外国大师们设计的玻璃体的奢侈建筑不仅造价昂贵，而且由于其透光性和保温差而在使用中费用也高得惊人。

　　浮躁之风扼杀建筑师创新能力

　　中国不是没有好的建筑师和有才华的设计人员，但却缺乏可以沉下来思索和创新的环境。官员们忙着出“政绩工程”，老板们忙着赶工期，设计师们忙着草草设计图纸。完成一个建筑设计方案，欧美日等国的建筑师要花一两年的时间，而国内往往要在几个月内赶出来。许多建筑设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、盲目性、摹仿性，甚至根本就是抄袭。建筑师们没有时间创建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、创新的建筑思想或流派、风格，缺乏自己的思想、理念，常常满足于抄袭、照搬国外的各种主义、潮流，或跟风跟时尚。加上社会上的崇洋媚外之风，对外国设计师高报酬、言听计从，对国内设计师压级压价、颐指气使，剥夺了许多中国建筑师的创造机会。

    建筑设计实施缺乏配套环节

　　目前最大的市场仍然是民用建筑尤其是居民住宅类，而住宅的设计难度和技术要求与公共建筑比要低，由于其规模大、项目数量多，在设计取费上比公建项目更有利可图。不少设计单位在与甲方接触之初，无不使出浑身解数，出方案、讲创意、画效果图；然而一旦签约之后，主创设计师便把眼光放到了新的目标上，进入生产线程序后，实施时的服务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。

　　采取低价竞争策略，势必利润摊薄，不可能花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真正的产品落实过程中，因而无法设计创作出精品。而设计创意的庸俗化，又进一步导致了取费的难度，无法获得智力劳动应有的回报。一些为数不多的设计精英们不是集中精力创造更多的好作品，而是把智慧放在谈判场上，力争获取更多更大的订单。

    建筑方案评审制度亟待改进

　　目前在建筑方案评审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：建筑方案评审专家委员会的组成不合理，造成方案评审质量无保证。发达国家方案评审组的组成人员范围广泛，往往专家组里有政府官员、建筑师、工程师、历史学家、法律人士，还有管规划的、艺术的、环境的人士，而且是“一票否决权”，任何一方面不通过都不行。这就保证了方案在通过时不会遗漏和忽略任何重要的方面。而我国评审组的成员大多是搞建筑设计的本行人，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较少，使建筑设计只放在一个小天平上称分量，考虑的范围狭窄。许多不是专家的本地官员也挤进专家评审组，甚至占到一半，这往往造成评审质量的偏差。

　　评审过程也有不合理处。有些大的项目工程量很大，几个方案要看下来往往应需较长时间，但许多评审组给评委们看方案的时间很短，根本没有时间仔细研读方案，难以作出科学的评审。有专家建议，对大的建筑项目最好分成两步走，第一轮先是定性设计的评选，第二轮再按细定的原则评审。这样可避免把过多的时间平均浪费在淘汰的方案上。